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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朱中原 (发布时间：2021-05-31 09:22:19)

    刚田先生论傅山，新论奇论也。看似奇，但奇而不奇。幽默而严肃。严肃而幽默。其论调亦是亦正亦谐，然其言，句句中肯。非粗鄙浮泛轻薄狂悖之论也。

傅山画像

    刚田先生说傅山是大忽悠，自然是诙谐之词，然而，仔细审视，傅山之言与行，确有忽悠的成分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把傅山的此种忽悠之道理解成为其立身行事、行走江湖、成名成家的一种正当手段，只要大家能接受且不受其害则可，与今天的江湖大忽悠自然不同。但忽悠终归是忽悠。有些忽悠，虽不害人，但只可去做，却不可书以立传。大家心知肚明即可。至于能不能忽悠到你，则看你辨识的本事了。
    傅山此人是个奇才，大才，毋庸置疑。但是，傅山于学术和书法上的才华，多以奇取胜。此种奇，既可理解为是他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思想和艺术风格，也多有刻意的成分。此种刻意，于艺术创作而言，也不妨说是允许有甚至需要有的，但总是多了一些江湖之气。

    我昨天的一则微信，援引梁启超对傅山的评价，梁任公对傅山学术的评价并不很高，只是把他作为清初学界的一个人物，但并未作为大师或大家级人物，他也不在清初学术五大家之列。后世公推的清初学术五大家为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船山、李颙、颜元，独独没有傅山。至于今天人说的“清初学术六大家”将傅山列入，纯属臆想和附会之言。是将梁任公的“史家言其大河以北无能及者”当成梁任公的话了。梁任公说的这个话是引用的“史家”的话，而不是他自己的话。此外，关于傅山的医术，梁任公亦有先见之明，他认为傅山的妇科医术并不能称神，只是来自家传而已，刚田先生之论与梁任公不谋而合，我亦甚为赞同。至于傅山的“四宁四勿”论，我认为在那个特定时代有其非凡价值，但凡事不可走极端，我们今天更不必把他的此论作为金科玉律，更不必将其无限拔高以至神秘化。傅山之草，连绵诡谲，誉之者言其如山海之倾倒，毁之者言其如烂绳之缠绕。于千数百年来，或可卓然为一家，然亦不必独尊于一。其草可有学乎？吾不得而知。善学者，自可学之；不善学者，怎么学，也将堕入野道。

    无论如何，傅山在清初的士人圈子，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，以任侠而名重于北方士林，其气节和品格，是万不容置疑的，但其学术地位和书法成就，则需要审慎对待和审视。

附：论学札丛之傅山学术地位论

    堕落了一周，今天看看书。重温梁启超有关清代学术的论述，发现梁启超对傅山清初学术地位评价并不高。
    但很多人说到傅山的学术地位时，经常引用梁启超的话“其学自大河以北，莫能及者。”这句话经常被很多人引用。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梁氏的原话，而是梁氏引用清人吴翔凤的话。而且梁氏原话是“史家谓……”。梁氏所指的史家即是只吴翔凤。
    那么梁启超对傅山的评价是什么？梁启超之所以在著作中将傅山提及，主要是因其气节及行为，堪与清初的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船山等相类。很多人将傅山列为清初学术六大家，其实无论是梁启超，还是钱穆抑或其他学者所认为的只有清初五大家，即顾、黄、王、李、颜，而没有傅山。
    做不做学问不要紧，懂不懂学问不要紧，但一旦做学问，则必须是真学问，如果做假学问，则不如不做。中国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，往往参杂了太多情感因素，这其中就包括地域情感，即本地人推崇本地人，本门派人推崇本门派人。此文人做学问之大忌也。
    又，梁氏对宋代欧阳修、苏轼之学术评价亦甚低，甚至予以猛烈抨击，令很多人大惑不解。其实也不难理解。梁启超是从学术史层面来评价的，而非文学史层面的评价。宋代欧阳修苏轼固然为文坛领袖，亦有学问，然其论学，则多门派之见，不足为学术史所道也，尤其是在清代评价不高。梁氏评其为“流毒甚深”，梁氏所言不妄也。梁氏认为清初之徐乾学、李光地、汤斌、毛奇龄、袁枚之辈亦如此，可谓的评也。此诸人无论私德还是学行，亦不足取。另，梁氏又认为清初名儒魏象枢、陆陇其、张伯行之辈，虽其私德甚好，然不足以抵其学问之陋劣对社会所造成的公罪，实罪莫大焉！
    学问者，与情感本不相悖。然情感与学问不能互相取代。学问与私德亦非一物，不能以私德替代学术之公器。做学问，评价历史人物，亦不能以文人意气替代之。今之学人，文人意气罪莫大焉！（朱中原《论学札丛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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